【众鑫娱乐】我的高中生活

“学生宿舍是大通铺，一个挨着一个铺着自己的铺盖。每个人头朝外，脚的那一方是墙。墙上有上一年级学生留下的挂馍袋子的大木橛，木橛散失没有了，洞眼还在，就自己找来一短截木棍，削尖一头，砸进原来的那个眼里。挂在墙上装馍的有黄帆布包，有土织布做的包，还有直接用包袱包着馍的，那五颜六色疙里疙瘩不同形状背馍的包就在墙上挂了一长绺儿。把背馍的包挂在墙上，一是在高处，相对通风，二是怕老鼠偷吃。”

这是陕西作家马驰腾的散文《背馍》中的一段文字。马先生的这篇朴实的文字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迹，阅读量超过了四亿，这足以说明有那么多的人都有着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感受，同样的共鸣！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独特而又永远抹不去的集体记忆。

每当读到这一段文字，我也不由得回想起我的高中生活。

1979年秋，同其它六个班三百多名同学一起走进了宁县一中，我分在了四班。那个时候，学校大门口的校牌上挂的是“甘肃省宁县早胜中学”。

比起现在来，那时候的一中就像那时候的我们一样土得掉渣，校舍全是砖木结构的平房，没有一座楼房，没有水泥马路，只有一条用料姜石铺就的石子路，从校门口一直通到南墙根下的苹果园。即使雨天，这条石子路也是泥泞不堪，路滑难走。坐南朝北、布局简单明了的校园被中间的一道土墙隔成东西两部分，东边是空旷的大操场，西边是错落有致、井井有条的一排排校舍；南边是教室，北边是宿舍。土墙的中间，第一排教室东头的操场边上有一个用土石垒起来的土台子，那就是开会、开运动会的主席台，举行晚会的舞台。别看它简陋的不能再简陋，但是，这是全体师生举行重要活动和发布重要消息的地方，很具有权威性！

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还极度的贫困，总为吃不饱肚子而发愁。同为黄土高原的人，庆阳虽有“陇东粮仓”的美誉，但是我们的生活甚至还不如路遥先生笔下的陕北。看过《平凡的世界》的人都知道，主人公孙少平虽然也有吃不饱饭的愁苦，但是人家学校的学生每顿饭都有菜，而且还有甲等乙等丙等菜的区分，而且大部分人吃的还都是一毛五钱一份的既不寒酸也不奢侈的乙菜，虽然没有肉，比不上甲等菜，但是比丙等菜油水多。孙少平所在的高一一班里只有孙少平和郝红梅两个人连最差的五分钱清水煮白萝卜的丙菜也吃不起，每顿饭只有两个黑黑的高粱面馍馍。而我们每个人每顿饭都没有菜，只有蒸馍干粮。人家全班同学都上灶，而我们绝大多数同学每周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星期天下午从家里背着干粮蒸馍回到学校。离家较近的同学背三天的馍馍，星期三午饭的时候抓紧时间跑回家一趟，再拿一次馍馍。而离家远的同学就得一次背够一周的馍馍。天凉天冷的时候还好，天热难免会变质，但是只能忍着。

像我们班只有两个同学上全灶，一个家住米桥，离家太远，常年不回家，上学生灶。一个家庭条件好一点，又是独子，上教师灶。学生灶只有蒸馍，教师灶不但有馍有面条还有菜，而且菜里还可能有肉，隔三差五还来一顿包子、油饼、饺子……什么的，花样比学生灶多多了。即使这样，上教师灶的那位同学基本上每顿饭也只是打两个馍馍，很少买菜，只是教师灶的馍馍比学生灶要白的多，更是很难看见学生灶时不时出现的黄馍酸馍，看着着实让人眼馋。

从家里拿点小麦，交到学生灶，就能换成饭票。也许每个人都有学生灶的饭票，但是因为家庭条件各异，每个人的饭票有多有少，多的可以上半灶（就是每周从家里只拿三天的馍，其余三天上灶），少的只能雨天回不了家或者从家里带来的馍馍少了不够吃的时候，只好用饭票去学生灶打两个馍馍应应急。

后来，土地承包了，家家户户条件有所改善，交粮的学生多了，交的粮也多了，学校还专门买了面粉机加工面粉。但是因为加工的是七五普通粉，黑不黑，白不白，好像永远都是那样一个颜色。要是那一次灶上的师傅们把碱面没有把住，馍蒸黄了或酸了，那也是有的，只好将就着吃了，好歹能吃个热乎馍。

为了让大家冬天吃的热乎一点，权礼老师要求学生灶为大家每顿饭都要拖馍（隔水屉子加热）。于是，在学生灶前面的空地上，几根竖着的木桩，几根长长的横着的木椽，用铁丝拧在一起，就搭成了一个简易支架。大家用网兜装好这一顿饭需要加热的馍馍，上课前提到学生灶，放在笼屉里。开饭的时候，师傅们抬出盛放着热馍馍的笼屉放在简易木架上，像展览似的摆了一长溜。网兜里的馍馍颜色各异，形状各异，大小各异。大家从四面八方拥到这里，提上自己的馍馍，再到水房打回一搪瓷缸子开水，走回宿舍开始吃饭。有的人用开水泡着馍馍，放点盐巴、干辣椒面吃。有的人咬一口馍，喝一口水。这就是一顿饭，上顿下顿都是这样。没有青菜，没有油水，几乎人人都有程度不同的营养不良症。我记得那时候我的额头有点浮肿，用手指头一摁一个坑，半天才能恢复起来。尽管伙食这么简单，但是饥肠辘辘的肚子使我们吃起来虽然感觉不到津津有味，但并不会觉得难以下咽。

吃饭的时候，大家坐在床板上，有的坐在自己叠好的被子上，天南海北，高谈阔论，总有谈不完的话题，总有扯不完的闲篇。有时甚至为某一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比如：架子车拉麦捆或拉麦草时后面那个栅栏状的东西到底是叫“糙倚”还是叫“仰门子”，几乎每隔几天就会被我们捞起来争论一次，一直到毕业走出校门也没有争论出个结果，依然是各执己见，各说各有理。在这方面我们每个人倒是津津乐道，积极踊跃。

那时候，因为穷，大家都不带脸盆，每人只带一只搪瓷缸。每天清晨起床后，人人拿着搪瓷缸去水房的水龙头上接来半缸子温水，然后蹲在宿舍门口的石台阶上，你给我一点一点地浇着水洗脸，同样，我洗完脸后再给你一点一点浇水让你洗脸，顿时，宿舍门口的地面就成了泥泞不堪的沼泽。我们的宿舍正好在第一排最东头的第一个宿舍，由于东边的墙根下有一颗大大的国槐树遮挡，宿舍门口很大一部分遮阴晒不到阳光，一年到头全是湿地；冬天更是溜光冰滑的，稍不注意就会摔个大跟头。那时候因为贫穷，买不起牙膏，几乎没有人刷牙，只有一两个人刷牙，觉得很是新鲜，很是另类！

就像马驰腾先生在他的《背馍》一文中描述的那样，我们的宿舍也是大通铺。前面靠窗户是一层，后面靠墙是上下两层。最好当然是靠窗户的这一层；最差的是下面那一层，因为站起来直不起腰，得猫着腰爬出爬进；又因为离地近，比较潮湿。要是不走运的话，睡在上层头顶的那位同学正好晚上尿床，晚上睡到半夜，他一泡尿给你浇下来，那可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曾碰到过一回。

宿舍的过道里摆满了自行车，这是离家远的同学每周来回的唯一的交通工具。每个宿舍的自行车有新有旧，有多有少，新与旧，多与少，都与每个学生的家庭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像我们宿舍的过道里塞满了自行车，大家出来进去只能侧着身子一个跟着一个鱼贯而行，着急了只能踏着床铺跨步出入，鞋底弄脏了床上的被褥，难免遭到主人的呵斥和谩骂。

那时候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学习风气很正。没有现在这样手机的干扰，没有游戏的诱惑，更没有校园恋的分心，许多男生女生直到毕业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老师全心全意地教书，学生专心致志地学习。那时候，因为不像现在这样，书店里有那么多的数也数不清看也看不完的教辅资料。辅导材料缺乏，老师们就自己编辑，自己刻蜡板给同学们一张一张印刷，政治、语文、外语、数学、物理、化学……各科都有。

我记得学哲学时，开学时课本不够，每班只能分到十本，只能按报名的花名册来发，也就是说，最先报到的前十名同学拿到了课本，其他的人只能认真听讲，记好笔记。课后要想看课本只能向别人借。为了不影响别人学习，我只能课余饭后抓紧时间抄书。这样虽然辛苦一点，但是，抄完课本的时候，我已经对课本的内容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以至于后来的学习显得比较轻松一点了，成可谓“功夫不是白费的”。

那个时候，没有课外辅导班。像曹惠老师放弃休息，每周星期天义务为大家辅导俄语，一坚持就是多少年，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曹老师辛辛苦苦多年，唯一的愿望就是培养出几位能考上外语学院的弟子，可惜我们都不争气，直到曹老师离开一中，也没有一个人实现他的愿望。

1981年高考，要先参加预选。只有预选上，才有参加全国统考的资格。不知道那一年的预选题是哪里出的，又是那一位“高人”出的！没有试卷，只有试题。监考老师只能一手拿着粉笔，一手拿着试题在黑板上抄写。黑板上写满了，容不得你答完，监考老师擦掉继续抄写下一部分的题目。尤其化学题，题量之大，似乎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杨重理老师踮起脚尖一刻不停地在黑板上写着，直到两小时考试时间结束还有百分之十五的题目没有抄写完。这在高考史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预考结束，我们四班只有十五人被选上，而且全是男生，没有一位女同学。于是，我们将铺盖搬过来直接住到教室里，吃住学习都在这里，度过了高考前的最后一段时光。

当我写完这篇短文，打开音乐，突然听到歌曲《往日时光》：“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车的歌唱。伊敏河旁温柔的夏夜，红梅花儿在开放。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人生中最美的珍藏，还是那些往日时光。朋友们举起了酒杯，手风琴声在飘荡。我们曾是最好的伙伴，共同分享欢乐悲伤。我们总唱啊朋友再见，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如今我们变了模样，生命依然充满渴望。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哪怕只有一个晚上。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马提亚尔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写作和阅读其实都是在敲响回忆之门，或者说都是为了再活一次。

我们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情，都被我们封存在记忆的海洋里，即使我们不像写作这样刻意地去回忆，也会在梦里一二再再而三地故地重游。现在的一中早已今非昔比，完全改变了模样，只是地址没有变。但是，记忆里，梦境中，它依然还是当年的模样。

那就让我们这《往日时光》的歌声里，敲响回忆之门，回到当年的一中，再活一次。